去年7月始于泰国的金融危机,迅速波及东南亚各国,继而冲击韩国和日本,引起全球震荡,使人们更深刻地意识到各国经济间那种日益相互关连、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关系。经济全球化确实已经成为一个不能回避的现实,一个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大趋势。我们只有从经济全球化这个大背景下,才能认识东南亚金融危机产生的深刻原因,从而对今后如何做好我们的经济工作提出符合实际的政策建议。
一般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一种新的国际关系体制,包括生产、金融和科技三个方面的全球化。三者之间,生产发展决定金融科技的发展,同时金融和科技的发展又对生产发展产生巨大的反作用。因此,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特点是生产的全球化,而企业作为经济增长和生产发展的原动力,在创造就业机会,发展新兴科技,积累物质财富方面都发挥着关键作用,成为以生产全球化为主要特点的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力量。这样,谈论经济全球化就不能不从这个现代经济的“细胞”谈起。
近年来,企业运营的一个趋势是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公司企业走出国界,实行跨国经营,从而形成了一大批跨国公司,这些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和流通活动,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动力和主体力量。根据联合国《97年投资报告》的最新统计,目前全世界已有4万4千个跨国公司母公司和28万个在国外的子公司和附属企业,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全球生产和销售体系。这些跨国公司控制了全世界1/3的生产,掌握了全世界70%的对外直接投资,2/3的世界贸易,70%以上的专利和其他技术转让。这几个数字后面,特别引人注意的是,由于跨国公司通过直接投资,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和销售,国际经济关系中投资的重要性和发展速度,已经大大超过了贸易。
从发展速度来看,国际直接投资从1983年至1995年,每年平均增长17.2%,大约是国际贸易年增长率的一倍。从重要性来说,举美国的例子,美国在1994年的出口只有2350亿美元,而美国海外投资的总销售额该年已高达一万亿美元。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因为贸易的全球化是早已有的现象,而通过国际投资形成的生产和销售全球化的结合,就使经济的全球化形成一个新的趋势。
从根本上来看,经济的全球化,是一场以发达国家为主导,跨国公司为主要动力的世界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这一次产业调整,不但反应到一些产业的整体转移,更重要的是同一产业的一部分生产环节的转移。过去,产业结构的调整大多是在一个国家内部进行的,在一国内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代价比起通过经济全球化进程进行的产业结构调整更高,经历的时间更长。所以,西方国家,特别是在投资和贸易比较开放的国家,比如美国和英国,由于在全球范围内实行了产业结构调整,正在经历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过渡,从而给经济带来了强劲的发展势头。
这次世界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大体上采取两种形式,一是发达国家之间,通过跨国公司之间的相互交叉投资,企业兼并,在更大的经济规模基础上配置资源,开拓市场,更新技术,从而实现了发达国家间的技术和资金密集型产业的升级。这一过程主要始于80年代,那时所有的外国投资的95%都是从发达国家流出,然后又由它们吸收整个75%的投资。交叉投资和兼并的结果,形成了许多诸如电讯、汽车等国际化程度很高的产业,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第二种形式是发达国家把劳动和资源密集型的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特别是把这些产业,包括高技术产业中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这一转移始于80年代,90年代愈演愈烈,促使了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吸引外资总量的比例从80年代的25%逐步上升,1992年达32%,1996年就已经达到37%。
认识全球化的这一实质很重要,只有从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来考虑我们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总体战略,才能使我国对外开放工作与国内经济工作紧密联系,从而使我国经济的发展在以全球产业结构调整为主要特点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趋利避害,争取最大利益,防范和减轻经济全球化可能产生的风险和弊端。
经济全球化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冷战的结束,使经济因素在整个国际关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实现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的有效配置,成为国际经济与合作的战略目标。同时,各国都在实行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国际经济组织大力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促进了资金、技术、人员在全球范围更加自由、更加大规模的流动。这些无疑都是形成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原因。但是,经济全球化产生的最重要的原因应该是当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可以说技术的进步是经济全球化的物质基础。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在他的著作《全球杂谈》(Global Paradox)中描述经济全球化的背景时指出,跨国界的计算机网络和信息高速公路的建立,使电视、电话、计算机连为一体,将整个世界变成了地球村。
在促使经济全球化形成的技术进步中,首先是制造业技术,特别是增长最快的电子机械和信息技术的发展。由于技术更新的加快,使产品的零部件和生产阶段具有越来越明显的可分性,使得同一种产品(比如汽车和大型电信设备)可以同时分布在十几个、几十个国家生产,使每个国家发挥其技术、劳动力成本等方面的优势,使最终产品成为万国牌的“国际性产品”,产生明显的技术和成本竞争的优势。即使是在全球处于垄断地位的波音公司,其飞机零部件也来自十几个国家和地区,这些大型企业由于国际化生产而带有明显的全球化特点。著名的ABB公司总部设在瑞士,总裁是瑞士人,工作语言是英语,财务报表以美元为单位,生产销售遍及全世界。这个公司的总裁说过,“ABB公司四海为家,是许多个国家的公司在世界范围内协作的联盟。”
当然,跨国公司要把生产过程分布到全球各地,最重要的条件是要提高通讯和运输的效率,并降低其成本,这样才能实现生产和服务的国际化进程。
从1930年到1990年,空运的成本已从平均每英里68美分降到11美分,纽约与伦敦的三分钟的电话费从244美元降到3美元,估计到2010年,这种费用可以降到3美分,使跨大西洋的通讯费几乎降到零。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快速、经济地在全球范围内传递大量信息数据成为可能,这样跨国公司的生产者和经理们,才可以把生产的各个阶段广泛分布在世界各地,通过信息传递,把这些生产统一组织起来而不至于形成管理的失控,从而使管理科学来了一次飞跃。此外,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使管理者可以在瞬息之间了解世界各地的市场情况,并进行必要的计算,找出针对各地市场进行最有效的配置资源的赢利机会。
正是由于新兴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形成了全球化的趋势,所以大力发展高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成为我们参加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前提条件。
抓住经济全球化产业结构大调整的机遇,结合中国的国情,使外资更好地为经济服务
什么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呢?第一,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口多,底子薄,地区发展不平衡,经济发展水平总的来看还不高。因此,我们要充分利用发达国家通过全球化进程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机会,把发达国家技术先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我们要打破劳动密集型产业就一定是技术落后产业的旧观念,也要打破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就不能利用我们低劳动力成本优势的旧观念。随着适用技术,如微电子技术、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新材料技术在越来越多的产业里的快速应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技术含量也大大提高。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在资金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中,包括高新技术产业中也有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环节。我们要充分发挥我国人口多,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优势,大力发展技术含量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高技术产业中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这不仅可以壮大我国的国力,而且可以解决十分重要的就业问题。特别是由于我国地域辽阔、经济水平的地区差异较大,我们将在比较长的时间内保持我国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
第二,我们中国又是一个大国,我们必须有一个门类比较齐全的产业结构,特别是在世界上最新的产业部门中我们应占有一席之地。通过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许多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技术和资金密集型产业的升级。我们要通过吸引外资,特别是与资金技术力量雄厚的大的跨国公司合作,在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同时,建立我们自己的技术和资金密集型产业。要做到这一点,关起门来引进是不可能做到的。过去,在生产技术提高和产品升级换代的速度都相对较慢的时候,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国内市场较大的国家,可以通过引进先进技术,在国家政策的保护下进行国产化,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赶上世界的先进水平。但是,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特别在电子、通讯、计算机、生物制品、精密仪器这些新的技术产业中,关起门来搞引进,等我们花几年时间自己搞出产品,技术早已落后,更不要说成本、市场等问题了。因此,我们必须在开放的环境中来发展这些产业,捷径就是利用外资,与有资金技术的大的跨国公司合作,成为跨国公司的国外生产基地,成为它们整个国际生产线中的一个环节和国际销售网络的一部分。这样,把它们的经济利益与它们在我国建立的合资企业的效益联系起来,他们才有动力不断地提供最新的技术,最新的管理方式,我们新技术产业才能跟上全球技术更新发展的潮流,不断地保持技术的先进性,并在这一过程中壮大我们自己的专业技术和管理人才队伍,从而建立和发展我们的新技术产业。
总之,由于发达国家为了摆脱经济困境,实行自己的产业升级,发起了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向外投资,寻求出路的整体战略,为我们大规模吸引外资提供了条件,创造了机遇。这是日本、韩国在60年代和70年代所不可能得到的机会。由于我国的国情,我们又可以同时充分利用发达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正在进行的两种形式的产业结构调整。大规模利用外资的工作,外部条件是具备的。主要由于有大的国内市场,国际资本的海外投资,一直看好我国,我国连续4年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直接投资东道国,这实际上是国际经济社会对我国政治稳定、宏观经济健康的肯定。我们要利用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从产业结构调整这个新的角度出发,把利用外资与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紧密联系起来,以此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效益。
从全球化的新视野出发,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全面参与国际贸易
信息时代所带来的新的生产组织方式和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布置生产和销售,已大大改变了传统国际贸易的分工模式。一个国家出于效率和成本的考虑,已不再一味地追求完整地占领一个产业,而是根据自身的综合实力和比较优势,尽力抢占一个产业的高技术和高附加值生产环节,同时把劳动密集和低附加值的生产环节留给其他国家,从而形成了新的国际贸易分工体系。由于全球化带来的这一新的贸易格局,那种以出口什么产品来决定出口结构优劣的传统观念已经过时。我们要从这个全新的视野,看待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不要片面地认为在出口产品中制成品的比率高了,农副产品的比率下降了,出口结构就“优化”了。现在世界农产品的出口大国主要是发达国家,就从反面说明了这一点。目前,我国制成品在出口商品中的比重已达87%,但粗加工比重很大,出口制成品中进口零部件,特别是技术含量高的关键零部件仍占很大比例。因此,出口结构的优势不完全在于出口什么产品,关键看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国际竞争力,看出口产品所包含的零部件中,特别是技术含量高的零部件中有多少是自己生产的,因为这才真正反映了对外贸易的效益,反映了外贸对于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当然,由于我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解决就业问题十分重要,发展经济效益较低的加工贸易仍必须长期坚持,但大的方向应是增加一般贸易的比重。
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全新的国际生产分工出发,从观念上走出传统的关于优化出口结构的误区,不仅对于发展对外贸易,而且对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都有重要意义。我们不能为了优化出口结构,而笼统地提出发展外向型的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这样有可能使各地一窝蜂地大搞某种出口制成品的项目(比如VCD),从而造成重复建设。许多地方为了在较短时间增加制成品的出口,可能不顾条件地上大项目,结果使工厂仅仅成为经济效益很低的产品组装车间。我们应从全球化带来的新的生产分工体系出发,鼓励各地根据自己的情况,有的占领一个产品生产环节的高附加值、高技术环节,有的从事附加值相对低的生产环节,然后通过各种不同的机制互相联合起来,或是与国外跨国公司联合起来,成为全国甚至全球生产和销售系统的一部分,这样才有可能保证较高的生产效益和稳定的出口市场。我们的外贸企业应该在各个生产环节中的分工和联系过程中,在生产与国际销售的联系过程中发挥独特作用。
近二十年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全球化带来的新的贸易格局和贸易方式,也应该改变我国外贸“进出口”的传统观念,而代之以“国际贸易”的新观念。传统的“生产什么出口什么,需要什么进口什么”的事应该主要留给有外贸权的工矿企业去做,专业外贸进出口公司应改为国际贸易公司,成为国际化生产和销售的组织者,建立自己的国际市场网络。在加工贸易中,专业贸易公司应该承担类似“外商”的角色,在“进料”和“来料”的过程中,在销售出口产品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使我国的加工贸易逐步走出只拿一点工本费的初级阶段,从而大大提高加工贸易的经济效益。我们的专业贸易公司应逐步走向世界,大搞国与国之间的转口贸易,而不仅仅局限于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进出口,从而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贸易公司。这样,我们的专业贸易公司大有用武之地,而不致于因为外贸权的全面放开而惶惶不可终日。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成为世界的贸易大国,改变我们的贸易额仍低于主要从事转口贸易的欧洲一些小国以及香港的这种被动局面。
在贸易投资方面与跨国公司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是跨国公司,特别是大的跨国公司。在美国,1995年最大的50家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占了美国对外投资的63%,英国占了71%,德国占了51%,最高为澳大利亚,50家最大公司占了其整个国家对外投资的96%。从量上看是如此,从掌握的技术、市场网络来看,更是如此。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的先进技术产业中,例如生产电信通讯产品、计算机、半导体产品、汽车、生物制品、光学仪器等行业中,全球化趋势发展更快,大的跨国公司通过全球化生产和销售,使这些产业的国际化和全球化程度大大提高,可以说不参加跨国公司在这些产业的全球性生产和市场网络,就很难加入这些产业发展的世界主流。因此,我们要顺应全球化的潮流,与跨国公司建立长期合作的战略伙伴关系。今后搞好利用外资工作的一个重点应该是吸收大的跨国公司的投资,抓好这个重点,我们就能从利用外资的数量上和质量上有一个大提高。在贸易上,我国外贸企业应跻身于跨国公司内部和跨国公司之间的贸易,这两项相加已占到世界贸易总量的三分之二,这里也有一个进入世界贸易主流的问题。
应该说,我们和跨国公司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条件是具备的。跨国公司,特别是大的跨国公司在80年代以来,很大程度上调整了自己的经营战略,主要一个变化就是当地化,技术开发、人才开发和经营管理的当地化。上面讲到的ABB公司,总部只有100来人,而在全世界16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的附属机构和企业雇用了20多万人。跨国公司的这种“当地化”经营战略对我们是有利的,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经有了一定的工业基础,有了一批素质较高的人才,我们已有可能在相对平等的基础上与跨国公司合作,加之我们有市场的优势,可以用我们的一部分国内市场,吸引大的跨国公司来华投资建厂,同时换取进入跨国公司国际销售网络的机会,换取跨国公司转让技术的承诺。今后如果我们能够建立一批可以同大型跨国公司竞争的国内大企业,就可以在更有利的环境和条件下,搞好与外国跨国公司的合作。在以跨国经营为主要特点的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应该有一批跨国经营的公司和管理人才。
当然,开展大规模的跨国经营困难很大,最大的困难是没有具有国际经营的管理和其他专业人才。这方面,我们也需要同国外跨国公司合作,一是欢迎外国跨国公司,特别是大的跨国公司来华建立生产和销售基地,要是母公司能来则更好,我们可以同这些跨国公司联合,对外进行投资;二是在国外收购和兼并一些中小型跨国公司,以它们的技术、管理、市场渠道加上我们的资金,实行跨国经营;三是建立我们自己的跨国公司,先雇用外国人进行管理,然后逐步培养起我们自己的管理队伍。
积极参与多边和区域经济和贸易合作
如果说企业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动力,那么各国政府,特别是国际组织则在这个进程中起了推动和规范的作用。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企业,特别是跨国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已经从国家的范围走向了全球的范围,这样就有一个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制定和实施规范全球经济贸易活动规则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这些多边国际组织,特别是制定和监督实施国际经贸规则的组织的重要性加大了,这明显地表现在世贸组织的工作中。为了推动经济全球化,使贸易、资金、人员、技术、金融的流动更自由、更规范,近年来各国际组织和区域经济组织大力倡导贸易投资自由化,也就是在全球范围内降低关税、减少非关税措施和改善投资环境,从而促进了资金、货物、技术、金融、人员在国与国之间的自由流动,表现为各国政府顺应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以政府行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特点。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资料,由于执行乌拉圭回合协议,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关税水平在2000年将降到10—12%,发达国家将降到3—5%,配额和许可证管理的最后一个堡垒——纺织品的数量限制也将在2005年消失。最近世贸组织的《信息技术协议》,要求在2000年将270多种信息技术产品、零部件的进口关税降为零,就是适应新技术产业在全球布点的形势,为促进零部件在国与国之间的自由流动而达成的协议。这一协议将大大促进21世纪最重要的产业——信息技术产业的国际化生产。
关于区域集团化问题,50年代就有,但到了80年代加快了步伐,再到90年代已经形成了一个大气候,根据世贸组织的统计,目前世界上各种类型和层次的区域经济贸易集团和组织已达100多个,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参与其中。其中,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亚太经合组织发展最快,影响最大,而且最具活力。区域集团化的本质就是在一个地区率先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然后以此推动全球的贸易投资自由化,所以我们已经发现亚太经合组织在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很多领域已经走在世贸组织前面。
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新的国际经济环境,我们应该积极参与全球和区域经济合作,特别是要争取在参加新的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的制定,在多边和区域组织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的进程中,注意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为建立一个在权利和义务平衡基础上的公平合理的国际经贸新秩序而努力。
发展壮大自己,迎接经济全球化的挑战
在我们看到经济全球化可能带来的机遇,并敢于抓住这个机遇,使中国进入世界经济主流的同时,也要看到它带来的巨大挑战。如果我们不能正视这个挑战,全球化可能给我们带来风险。在许多国家,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这些风险都已经造成了实际的影响,一些国家的产业特别是金融遭受冲击造成了经济不稳定,一些国家政府控制经济的能力下降,一些国家经济结构调整过快而带来大量失业等,一些小国更面临着被全球化发展“边际化”的趋势。所有这些都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极大关注。
但是在谈论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机遇和风险、利和弊时,我们不能把二者割裂开来,像开中药方一样分两类列出机遇有哪些,风险有哪些,利有哪些,弊有哪些,实际上它们是一个矛盾的两个方面,或者形象地说是一个铜板的两个方面,它们是同时存在于一个矛盾体中的。我们的工作就是要把机遇和利变成矛盾的主要方面,从而使矛盾在总体上向对我们有利的方面发展。为了使我们在经济全球化中趋利避害,关键是要壮大我们的经济实力。首先是营造一个能应付风险的国内环境。构成这种环境的重要因素包括良好的宏观经济政策,符合国际规范的健全的经济法规体制,能配合经济发展进度的相应的基础设施,特别是“软设施”,即高效率的教育和科技事业。应该说,在以上几个方面,我们近年来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使我们的经济力量不断发展,从而在这次巨大的亚洲金融危机中站稳了脚跟。但是,应该看到,我们仍有许多工作要做,特别是在建立和实施健全的经济法规体制上。
现在看来,全球化对我们的最大挑战之一在于我们能否建立一套相互配合、一致连贯的政策法规体系。一般来说,政府可以依赖如下几种政策:外国直接投资政策、贸易政策、与国内经济活动有关的政策、竞争政策等配套使用,规范经济活动的行为规范,以确保对外开放工作对我们发展国民经济有利。这一点应该看到是对外开放中的一个共性问题。从各行各业来看,我们应该不怕开放,怕就怕没有一整套系统的、行之有效的法律法规,没有一支素质优良,清廉公正的执法队伍来进行管理。
在这一方面,更具挑战性的还是在对外投资政策与贸易政策、国内有关经济管理政策方面的协调。如前所说,随着国际投资的重要性比国际贸易越来越大,一个国家的贸易政策要很好地为外资政策服务。比如关税问题,以后恐怕要更多地与怎样更好地促进吸引外资的工作联系进来。最近我们决定参加《信息技术协议》,把《协议》涉及的通讯、半导体、计算机等270多种信息技术产品的关税大部分在2000年降到零,主要就是为了能使我们成为国际跨国公司信息技术产品全球生产基地的一部分,从而同时进入国际销售网络。看起来,降税以后可能会减少关税收入,但建立了新兴产业,今后可以收取更多的国内税,应该说是利大于弊。此外,还要针对吸引外资方面存在的垄断市场、逃避税收、违约违法等问题,充分利用符合国际惯例的国内政策措施保护我们的利益,通过制定反倾销、反补贴、反垄断等法律,规范市场竞争机制,限制外资的不正当经营行为。总之,只要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法规、政策体系,我们就可以更加放心大胆地发展对外贸易,更大规模地吸引外资,加快我国加入经济全球化的步伐。